春晖丨刘海鸥：母女道情，孩子永远欠双亲一个谢字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

原题

母女道情

作者：刘海鸥

到了急追我妈妈的年龄，我越来越多地想起和妈妈相处的日日月月。“道情”本是一种说唱的曲艺形式，我这里说的“道情”与之关系不大。我只是喜欢这个词，觉得它正好表达了我们母女这一辈子的情缘。让我慢慢从小说到老，这里不谈崇高，不说大义，也不见“能量”，只有点点滴滴撒在心头的温馨。

妈妈爸爸姐姐和7个月的我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和妈妈在一起睡过。妈妈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睡觉要求的条件很高，身边不能有人，不能有一点声响。只有每星期天的早上，我可以到妈妈的床上钻进她的被窝，享受短短的珍贵时刻。妈妈的床上有一股香味，被子干净柔软，妈妈的皮肤细嫩光滑，躺在她身边，心中充满了幸福感。

我三岁时的全部记忆只有一个场景：妈妈在床上痛苦地打滚，姐姐海燕站在床边哭喊：“妈妈你不要死呀，妈妈你不要死呀！”我也站在床边，眼睛盯住妈妈枕边的一个从里面画着画的小瓶子，机械地叨念：“我要小瓶，我要小瓶。”姐姐哭骂道：“没良心，妈妈都快死了，你还要玩小瓶。”

其实我的心思根本不在小瓶，我已经吓坏了，以为妈妈要死了。我不知道什么叫死，但隐约知道，那痛苦的翻滚离死很近。

妈妈没有死，她得的是胆结石。但是怕妈妈死，成为我永久的担忧，我总是想让她高兴，那样就不会死了。

妈妈买回来两只小鸟，关在鸟笼里。

我围着鸟笼研究，鸟是怎么装进去的。妈妈提起鸟笼上一个小门，捉住一个小鸟，用红药水在它的头上点红点。原来门在这儿，我好奇地提起小门，另一只小鸟窜出来，飞上楸树。妈妈连忙跑过来看，一不小心，手中的鸟也飞了。前后两分钟，就剩了一个空笼子。妈妈无可奈何地笑了：“算了，他们回家了。”这话让我松了一口气。

六一儿童节幼儿园开联欢会，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因为邀请了家长参加，我可以在冗长的六天寄宿生活中意外惊喜地见到一次妈妈。

中午园里给小朋友和家长发丝糕，一人一块。发到我这里，只剩了一块。我决定和妈妈分着吃，还觉得自己做得很得体。丝糕面上有一层红丝绿丝，核桃仁葡萄干，中间有一层红糖。我把丝糕从中间红糖层分开，权衡一下，自己吃上面的，把下面的递给妈妈，妈妈接过去，笑笑没说话。一会儿新出锅的丝糕又传过来，妈妈把自己的那块从上面分成两块，递我一半。我意识到自己的分配不公，不好意思地把上面的那层掰下来给妈妈，妈妈又笑了，摇摇头。

妈妈给我订了《小朋友》杂志，我喜爱得不得了，主要不是故事，而是插图，贺友直、顾炳鑫、华三川、韩和平，我熟悉到不看名字就知道是谁画的。一天妈妈下班给我带回了新的《小朋友》，看得我不忍释手，该睡觉了，依依不舍地把《小朋友》放在枕边。夜里妈妈起来解手，开了一个昏暗的小灯，我赶紧打开《小朋友》接着看，妈妈说：“放下，眼睛会看瞎的。”我不听，妈妈抢过书，撕成两半。在我的哭声中屋子里重新一片黑暗。

第二天妈妈把补好的《小朋友》交给我说：“对不起，昨天晚上我不该对你发脾气。”

这个道歉分量很重，是妈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我道歉。

妈妈最爱吃五香瓜子，嗑起来比鹦鹉的嘴还要灵巧。瓜子放在门牙中缝，轻轻一压，转个方向，不要一秒钟，一个整个的微微开口的瓜子壳就丢了下来。我不会嗑，连皮带仁使劲嚼，然后吐出满嘴渣滓。妈妈帮我把瓜子嗑开一个口，上下牙把两瓣壳分开一点露出瓜子仁。我把瓜子仁抽出来，攒着，攒多了一把塞进嘴里，那叫香。

瓜子壳两瓣张着像个小鸟，我把它们排列起来，“飞呀飞呀飞呀飞，大雁带领雁群儿飞……”

多少年后，我的瓜子嗑得和妈妈一样利索。妈妈的门牙已经豁开了人字形的缺口。我帮妈妈嗑瓜子。再过很多年，妈妈的牙齿基本掉光，我呢，门牙豁了口。

六岁时妈妈带我去南京看姨姨。一到姨家妈妈就病了，上吐下泻。姨姨说认识一个大夫，医术很好，不过他是个一贯道徒。我听见吓坏了，那阵全中国配合取缔反动会道门正上映电影《一贯害人道》，虽然我看不懂太多，但是电影告诉我们一贯道是害人的大坏蛋。我一再恳求妈妈和姨姨不要让他来看病，没用，医生还是来了。和电影里的不一样，他是个西装革履，彬彬有礼的西医。他给妈妈诊病时，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生怕他下药害死妈妈。

妈妈的病好了，我迷惑了，一贯道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海鸥和妈妈爸爸，1953年

上小学了。妈妈每天晚上检查我的作业，总是不满意——铅笔道又黑又粗，笔尖断了在地上磨两下接着用，写错了拿手指头蘸点吐沫搓一搓接着写，作业像个大花脸。我着急和同院小孩玩呀。

妈妈把我的作业“嚓”地一撕，“重做！”她守在一旁边盯着，一边替我削铅笔。我困得脑袋都抬不起来。

我想出对付妈妈的主意，叫同院的大姐姐替我做作业。她的字娟秀干净，竟然每次都混过了妈妈的眼睛，好在我总是无心地拿回双百分。

妈妈从来不会说谎，我长大了才知道的，所以她也无条件地相信任何人的话语及谎言，包括我耍的小把戏。对这样的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忍心对她说一句谎话。

妈妈馋，爱吃好东西，可是不会做饭。星期天保姆休息，全家就下馆子。如果在家吃，这顿就凑合了，永远是一样的做法：开一个肉罐头，切一把蔬菜，和挂面混在一起煮一锅糊糊。这样的星期天真不带劲。

人说“巧妈妈，笨女儿”，外婆是烹调高手，养了一个会吃不会做的妈妈，妈妈又养出了四个厨艺高超的女儿，一辈子只等享清闲口福。

多少年后，我把做好的饭菜摆在桌上，对年迈的妈妈呼道：“嗟，来食！”妈妈咯咯笑着，从床上坐起来挪到桌边。

爸爸是北方佬，妈妈自四十年代离开广东后就再也没机会讲家乡话，总是心有不甘，决定教我说广东话。从《静夜思》开始，一开口就遇到了“拦路虎”，这个“床”字的广东话在我的语音系统中找不到，“Chuong”不对！Quang? 不对！更别说“霜”“乡”了。几个回合下来，妈妈放弃了。不得已，入乡随俗学北京话吧，几十年下来妈妈已经会说很多北京土话，带着浓浓的家乡味，比如“眵目糊”，北京话是这么说的“Chi(一声)me（轻声）hu（一声）”。妈妈是这样说的 “芝麻糊”，字正腔圆，一字一重音。

上中学我分在英文班，妈妈问：“英文学什么了，说一句我听听。”我说：“缸比盆深，盆比碗深，碗比碟深。”妈妈说：“这个，我也会说，‘luo di loufei ken mai maoxi（广东话：攞啲炉飞肎埋猫习。意思是，拿点炉灰盖上猫屎）。’”

有同学课间拨云母，用一个顶端磨成尖刀状的钢锯片，把一块云母一层层拨开，拨成透明的极薄的片片。这是无线电厂发的外活，做收音机中的绝缘层。家庭妇女领了云母来拨，挣点钱帮补家用。同学们都觉得很好玩，你试试我试试，一时间拨云母风靡学校。我也拨上瘾了，和胡同的老大妈一起排队去领云母。

妈妈坚决反对，说，耽误学习不说，还吸入云母粉尘，早晚有一天要得肺矽病死去（这是她说话“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偶然一次，妈妈拨了两刀，突然发现其中乐趣：一片云母可以无尽无休地剥离开来，只要你的工具对头。于是妈妈戴上花镜，站在灯下，再也不肯放手。第二天早上一看，她的桌子上拨好的云母白花花的堆了一大片。

初中毕业我报考了美院附中。初试通过，我高高兴兴地参加了复试。妈妈严肃地和我谈话——画家是自由职业，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脱离集体，很容易犯政治错误。她说，你生性就自由散漫，要当了画家更是如鱼得水，前途是很危险的。

其实她有很多画家朋友，刘继卣、华君武、王叔晖、阿老等等。她经常和这些画家联系，为她工作的英文《中国妇女》杂志画插图。她很尊重这些画家，却不让我学画画。不怪妈妈“独断”，我知道这是在险恶环境中母亲对孩子的保护方式。

妈妈心里也抱歉，她带我去拜阿老为师，可是我没有再去见阿老，我已经没了学画的兴趣。直到我六十岁以后才又开始画画，油画竟两次获头奖。然后我又把我的半生画成连环画，我知道妈妈一定特别喜欢看，可惜妈妈已经走了，看不见了。

这张“促销员”获2017年复活节农展会人物组一等奖

妈妈看书有个习惯，先包书皮。包完书皮总要让我用毛笔写上书名。我说：“你的字那么好看，为什么不写？”妈妈的字不一般，颇有巾帼英雄之气，人人看见只道“好字”，常以为出于大丈夫之手。妈妈说：“我的字拿不出去。”换言之，这是说我的字漂亮，她喜欢我的字。

这一辈子妈妈从来没有一次正面夸奖过我，最多像这样“曲线救国”式地表示满意或赞赏。这已经让我十分满足了。

文革中我被学生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妈妈惊呼：“你的脸怎么了？”我装出满不在乎的口气：“骑车不小心，栽到路边的灌木丛，把脸划的。” 妈妈相信了：“怎么那么不小心，命都会丢掉的！”妈妈一辈子不会骑车，她不知道需要多高的技巧，人才能倒栽葱地摔进灌木丛中。

直到妈妈去世，我也没告诉她挨打的事情。

爸妈去了干校。我这人懒散，拖沓，收到他们两三封来信我也懒得回一封。有一次拖了两个多月没回信，接到妈妈的电报：“再不复信，断绝母女关系。”我才知事情严重了。

等到我的女儿满世界旅游，若是三天没收到她的email，才知道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满脑子恐怖场面是什么滋味。

说干校是个“大熔炉”绝非虚言，我去过。干校在湖北咸宁，夏天室外温度竟达到五十度以上，不断有在地里劳作的干部“热”死。难以想象人得有什么样的忍耐力才能在那里生活。妈妈得了肾炎，还不得休息。收到妈妈的信，附来一张照片，脸瘦得像个干葫芦瓢，还咧着嘴笑。我哭了。

信封里掉出几个干笋尖，是妈妈干活时在地里发现的，不到半寸长短，有模有样，可爱极了。妈妈最喜爱小巧玲珑的玩意儿，知道我也喜欢，寄给我解颐。小笋尖告诉我，不管环境多恶劣，妈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我安心了。

妈妈和海鸥（1974）

我在农村学校当老师。学生毛小带了一只王八到班上，拿绳栓着一只脚，逗得女生又尖叫又奔跑。我凶神恶煞地没收了王八：“放学到我屋里来拿！”

看着盆里的王八，多少年没见过这东西了？想起了馋嘴的妈妈。

放学后毛小来了，我声音很不自然：“毛小，能把王八给我吗？”

毛小眼睛发亮，痛快点头。

我立刻请假回家。回家还要请假？那时老师必须住校，早上六点半天天读，晚上政治学习到九点。我才不管那些，清蒸甲鱼——我已经看到了妈妈见到美食的高兴。

第二天上课毛小特别捣蛋，眼睛瞄着我，那意思，我给你王八了，你可以放我一马了。

夏天的大清早，家属区（我自己的家，在京郊）的路边蹲着几个农民，身边摆着一串串剥了皮的田鸡。我蹲下看。农民说昨晚抓的，新鲜着呢。一毛钱俩。我说一毛钱仨，我全包圆。

这玩意儿十几年前保姆阿巧做过几次，我回忆着她的做法：葱姜蒜加酱油糖酒爆炒，装了满满一大饭盒，立刻进城孝敬老娘。那阵除了每天每家限买的两毛钱猪肉，什么肉类都没有。妈妈大快朵颐，脸上笑开了花。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百年不遇地热，我在妈妈家写研究生毕业论文，一会儿稿纸就湿透了，胳臂底下要垫厚厚的报纸。妈妈自报奋勇帮我抄稿，一式好几份，全靠手抄。就我俩在家，栅栏门一锁，妈妈身上就挂了几根布条。两脚泡在冷水盆里，不断换水降温。

论文及其复写稿终于完成了，天下了一场大雨作为奖励，立时凉快了起来，然后我又顺利地通过答辩。想起来我自始至终没对妈妈道过谢，还因为天热人燥，说话间常有摩擦生火。孩子永远欠双亲一个谢字，当想对他们说时，他们已经听不见了！

四十岁我到了澳洲，每一两个星期给妈妈写一封长长的信件，详细汇报我的生活及澳洲风物人情，然后必收到妈妈几千字密密麻麻的回信。写信和读信是我们互相思念中的唯一慰藉，妈妈把我的每一封信注上编号，装订成册，不时翻阅，如读小说。这些信件保留了我到澳洲早年的全部记忆，于是就有了我的两本获奖的纪实文学作品《海鸥南飞》《游必有信》。

这两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妈妈”。

我写信随心所欲，错字很多。妈妈回信表示愤怒：“文章就像人的脸，错别字就像脸上的疮，若疮痍满目，文字再好也吊不起胃口。”每过一段时间就寄来一张我信中的错字勘误表。

终于有一次我抓到了妈妈的一个“错”字——把“撑”字写成“撐”，我幸灾乐祸地高声击掌，立即写信：“想不到您老也竟有写错字的时候……”妈妈回信洋洋洒洒谈完家事国事天下事后，在最后一页的犄角旮旯上附了几行小字：“承你过奖说第一次见我写错字。自古以来，‘撐’‘撑’两字为一家，‘撐’为嫡，‘撑’为庶。你查查康熙字典，‘撑’字不过为前者的俗字而已。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提醒，否则至今我还不知几十年来偏房已经扶了正。”唉，赢不了。

妈妈乳房里有个瘤子，四十年代在大连看过医生，说若三十年后会变成癌。我吓坏了，天天哀求：“妈妈你去查查吧。”被我磨得不耐烦，妈妈去检查了。回来说：“告你一个好消息，没有变成癌。”三十年过去了，瘤子果然生变，诊断为乳腺癌。在我们焦急万分的等待中，医生说切除后化验，良性的。

几度惊魂，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更越觉短促。

妈妈八十六岁生日

从澳洲回北京探亲，我几乎全部时间都守着八十多岁的妈妈。她总是叫我：“过来，拿着本子。”我坐到她身旁，她说：“我说，你记。”说的是儿歌：“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或者诗词：“谁道飘零不可怜，旧游时节好花天……”要不就是大段背诵古文：“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这是她失语后背诵的最后一段古文《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然后她说：“你去拿书对照一下，看我背得对不对。”我找出唐诗宋词、古文观止，都对！

这是她每天的“功课”，乐此不疲。从小她就教我念古文，现在我愿意天天陪着她沉浸在她的精神生活中。

妈妈老了，走不动了，整日北窗高卧，听我给她诵读古文。一遇生僻字词或查找字词出处，妈妈就令道：“拿《辞海》来。”

妈妈的《辞海》是中华书局在民国三十六年发行的合订本。封面用牛皮纸细心包着，边角裹着胶带。字典她只用这一本，是她的宝贝。

辞典的字小如蚁头，没有拼音，只有“XX切”，多文言。我拿着放大镜，给她念。她躺在床上合眼听着，好像在欣赏音乐。

妈妈去世后，这部《辞海》我带到了澳洲。伴随我至今。

妈妈看见别人在香港买的一个两寸长的工艺品棺材，特别喜欢，托香港的大舅给她买一个。“棺材”买到了，大舅请去北京的朋友带给妈妈，香港人迷信，都吓得连连摇手。直到大舅自己来北京，“棺材”才到妈妈手里。妈妈做了一个小人偶躺在里面，有高帽有美髯有长袍，把“棺材”摆在她的书桌的格子架上欣赏，颇有鼓盆而歌的风范。谁说棺材不吉利了？妈妈天天守着，不也活到了九十岁。妈妈走后，小棺材我带到了澳洲，又成了我书桌上的摆设。

妈妈的脑子好像有点问题了。囿于十几层的高楼上，她和外界的唯一接触是电视机。新闻联播还总是要看的，几十年如一日，不管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每次看完新闻，妈妈的评语只有一句：“播过了”。如果和她较真：“不可能，这是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情。”她会真的发火：“难道这些东西昨天没播过，前天没有播过吗？你的脑子要不得了！”

也许她是对的。

妈妈中风了，不能动，不能说话。我给妈妈念李白的《春夜从弟宴桃花园序》，妈妈脸上露出适意的表情。这是妈妈最喜欢的散文，是妈妈的圣经，是小时候妈妈教我念的第一篇古文。

记得高中语文课上无聊，我在一张稿纸上默写这篇序文，顺便练练钢笔字。一个不留神，被老师抄走了这张纸。先不说上课开小差，为什么不写“天地有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却欣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抓个正着，颓废的世界观跑不了了。

很多年我在思考，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妈妈为什么独独喜爱这篇散文。直到妈妈去世后，细细回忆妈妈的一生，才知她潇洒旷达的灵魂和这篇散文的精神是契合的。

妈妈中风后，我赶回北京陪伴她，如果可以，我一定要一直守在她身边，可是半年后我必须回澳洲做一个早就安排好并且不能再拖延的大手术。一直没敢和妈妈说，只是在临走的前一天告诉她：“我要走了，过些时候就回来。”妈妈睁大眼睛看着我，猜不透她想表达什么。忽然，几滴清泪顺着妈妈的眼角滚下来。妈妈从来不哭，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妈妈流眼泪，我的心顿时裂成碎片。

几个月后我终于又回到妈妈身边，一进门奔到床前：“老娘！我回来了！笑一个！”妈妈瘦弱得已经脱了形，她没笑，她已经不会笑了。

几天之后，妈妈阖然长逝，她是撑着一口气等我回来呢。

爸爸比妈妈早走三年。我们给爸爸买了一个双穴墓，碑上也刻了妈妈的名字，没有描金。妈妈看见了，说：“我坚决不关在那个黑洞里。人的灵魂是要自由飞翔的。”她的手在头顶挥了一圈。

她拿出早就立好的遗嘱——遗体送给协和医院做实验，之后骨灰随便撒在什么地里肥田。

妈妈去世后，我们照遗嘱办事。那时捐赠遗体的人很少，医院举办了一个郑重的接收仪式。

在留给她的墓穴里，我放进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面装着妈妈生前的爱物——外婆留给她的一串琉璃彩珠。在入葬之前，我从那串珠子上取下一颗，做了一个一颗珠子的项链，戴在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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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